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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编码触摸到人

2022年07月02日

  越来越多人的生活被互联网彻底改变,尤其当无数年轻人开始介入一个新产业的生产时,我们是否应该更早让他们意识到这个产业生产模式中存在的问题?此时提醒人们对自己所处的产业的反思能力显得尤为必要。

  有时,“不被社会彻底改变就是自己对社会最微小的改变。”《依码为梦:中国互联网从业者生产实践调查》作者夏冰青,对记者如是说。

  和夏冰青在微信上约见面时间。夏冰青过了一会才回,很客气地道歉,“不好意思哦,刚刚没看到,因为在学琵琶。”等到线下初次见面,夏冰青先递上来一块白色的手工皂,“加了精油哎,你试试,是我自己制作的哦。”

  利兹大学博士、澳门执教经历、555000jc线路检测中心晨晖学者,这些标签,勾勒出一个严肃的教师形象。

  但是大包小包提着自己手工制作的小玩意,一边路盲地来回寻找约定地点的夏冰青,又活脱脱是个迷糊可爱的斜杠青年。

  不过,夏冰青说:“过了35岁,不能再算是青年了。”

  比如为了准备著作《依码为梦:中国互联网从业者生产实践调查》,要打入中国互联网从业者内部展开调查,夏冰青多年前曾以实习生的身份进入互联网大型企业,和传说中的张江男聊天,近距离观察中国互联网人的生产实践,积累了百万字的访谈和田野笔记。

  但几年过去了,“现在看起来就不像是个实习生了”。夏冰青吐舌头。

  这几年过去了,互联网世界也早已是换了几次天地。

  不再像实习生的夏冰青,坐回书斋,用这些一手资料,综合批判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的方法论,提取“薪酬”“工作强度”“自主性”“保障性”“自我实现”“产品的社会和文化价值”“社会关系”七个维度,具体描绘了中国互联网从业者的日常生产实践与围绕生产实践的生活形态。对互联网产业内部动态与宏观社会经济变化进行了综合性分析。

  出版社介绍:这本书“指出了数字经济从业者的生产实践建构了他们在生产与生活中的主体性。这种主体性的确立与延展将持续性地推动‘互联网理想’的发展与实现”。

  我说:“听起来相当学术。”

  夏冰青说:“你就直接讲很枯燥好啦。”

  那么我们谈谈其中的人的故事吧。

  毕竟,不论称呼“互联网从业者”“张江男/女”“码农”或者“创业者”还是“实现了财务自由的人”……几乎人人都在说这些词语,但人们能透过这些词语认识这个崭新群体的喜怒哀乐吗?一旦一个人群被标签化,身处其中的人是最易消失不见的。而还原人的故事,最不容易。

《依码为梦:中国互联网从业者生产实践调查》夏冰青 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打入互联网企业内部看一看

读书周刊:为何聚焦这个群体?


  夏冰青:我在浙江念的本科,淘宝网的老家。本科毕业后,大部分同学选择继续读研,但也有一些同学进入了“传说中的淘宝网”工作。那时候网购刚刚兴旺起来,但很少有人有从网上购物、到楼下去收快递的概念。所以听说身边人去这样的公司入职,我的第一反应是“堂堂名校毕业,居然进了骗子公司?!”从同学之间的交往,我觉得这部分人的状态、作息和精神面貌都和在其他公司工作的人很不一样。我就很好奇,这些人去“骗子公司”做什么工作呢?这些“骗子公司”内部又是如何运营的?

  2009年,我在澳门念硕士研究生,我的导师引导我念了许多传播学方面的书,由此让我对研究互联网从业者产生了兴趣。最初,我带着一些特别简单的问题去做访谈。比如公共主页是谁在运转,基于什么标准选择内容,等等。还去访谈了一些当时我们大学生特别喜欢的网站,比如访谈了一批在“校内网”工作的人,包括其中负责广告营销的、负责公关的、负责程序的人的工作状态。

  如今想来,我观察的对象,就是今天我们称之为数字经济的前世。那个时候还没有兴起移动端,大家上网还是以上机为主,如果互联网世界有个江湖,当时也是群雄逐鹿的野生状态,非常多元。到了2010年左右,我去英国利兹大学读博,我的博士生导师赫斯蒙德夫的观点,就是从业者对生产实践的主观经验是解读创意产业复杂性的重要视角,因此我也就承接他的观点,把创意工作者从知识工作者中单列出来。

  赫斯蒙德夫曾出版《文化产业》,被引入中国,再版多次,他本人在英国是从事文化创意产业这方面研究的比较早的学者之一。当时互联网方兴未艾。我给他写邮件,他认为互联网是文化产业分发渠道的一个产业,属于相关联产业,但不是核心产业。但我认为互联网是一个核心的文化产业。他觉得挺有意思,于是愿意提供给我一个博士候选人的机会。

  读博期间,我回到中国做田野调查,应聘去一家在上海的互联网公司工作。大概有4个月的时间,我就住在张江。每天白天和大家一起上班,下班后晚上就整理笔记。后来给我的书写序的吕新雨老师说:“这是中国移动互联网、社交大媒体的关键期,也是世界互联网走向极速大规模垄断和金融化的前夜。”“新千年的第一个五年是中国互联网从业者的黄金时期,依码为梦的时代,那时候他们还没有被叫作码农,或数字劳工,当这个名称开始成为热门的研究领域,时代已经进入新的一页。”

  读书周刊:你和你观察的对象应该差不多年龄,很容易打成一片。当时大家都喜欢调侃说“张江男”“张江女”,网上还有调侃他们不会打扮的图片。

  夏冰青:对,不修边幅,永远是穿着格子衬衫,背着双肩包,还有一年四季穿运动鞋。我第一次去张江的时候,就觉得这张图片调侃的情况完全是……真实。每天中午我都热情地约同事吃饭,就是为了在用餐时间问他们工作内容、规划,包括如何平衡用户利益与商业利益,还有同事之间的关系和日常生活等。

  你会发现所谓的这些张江男或者程序员,不那么浪漫、讲究情调,甚至有些木讷,不善社交,但一旦谈起他们的工作,都很有热情,滔滔不绝。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在2009年访谈的对象里有一位程序员,当时他告诉我,自己马上就要跳槽去做App。他说他马上就要实现财务自由了。当时市面上智能手机还没有普及,谁知道App是什么东西。他曾向我递过橄榄枝,但我心里想,“啊,真是一个大忽悠。”

  但当2011年我再去访谈时,认识的朋友告诉我,这位要去做App的程序员的公司已经准备上市了。感觉我错失了几个亿!


理想主义沉浮


  读书周刊:高薪高酬是他们最关注的问题吗?

  夏冰青:他们的确会关注收入。尤其是在跳槽的时候,会把下家给出的薪资能否比老东家翻番作为衡量自身能力的一个重要参数。但我觉得在资本大量涌入互联网产业之前,高收入并非他们最大的追求。

  当时给我的感觉,是这些互联网从业者和别人相比,有一种巨大的自信,或者说自傲,甚至可以说到了自负的程度,他们相信自己的技术是自己最大的资本,他们渴望能用这种技术去改变世界。

  一个互联网从业者,会以制造一款产品得到同行的好评为荣。他希望自己的技术是在业内出众的,能让内行惊艳。其次,是希望自己的产品能切实服务于大众,能改变人群的生活方式。

  读书周刊:怀有一种理想主义情怀。

  夏冰青:对,一般的刻板印象是,互联网从业者,尤其是所谓的程序员不讲精神世界。但事实上我采访中觉得当时他们身上洋溢着连接世界、舍我其谁,造福社会的理想主义情怀。

  我采访的一位互联网从业者,在了解到我的研究后,给了我一本他的工作日志。在日志里写道,有一次他在北京近郊接触了一个盲人群体。他发现这群盲人也用手机,使用率非常高,操作速度还特别快!这给了他很大的震撼,回来反省很久,因为盲人使用手机需要一个“读屏软件”,这从技术上讲不算很难,但他在日常工作中没有想到去早点发明、生产,他感到特别羞愧,觉得亏得自己还天天自诩技术达人。他没有关注到使用技术的不同人群的需求。

  他写道:“工业界发展了十年,我们造了那么多的概念,讲了那么多的故事,用了那么多的营销与心理上的技巧,造了那么多的泡沫,却对特殊群体视而不见。发明读屏软件的,也是一个盲人,连这种基本的东西我们都需要盲人同志们亲自动手,这真是业界的耻辱。而其实,我们甚至不用做什么,完美地支持读屏软件就够了,他们真的极聪明。希望不远的将来,他们真正可以在互联网上睁开双眼,拥抱其他心灵,他们真的很渴望。”

  他的这类感悟在我2010年到2011年间的访谈中并不鲜见,还有一位朋友也曾表示她想通过创业来创造一款人人都能使用的伟大产品。他们对人的深切的关怀,他们希望通过创业创造一个惠及弱势群体与自己所属社区利益的产品,这种渴望,绝不仅仅是为了赚钱。当时我采访到很多人都会在谈话中不断谈到类似的想法:我要制造一款特别牛的产品,它能改变你对世界的认知,它能惠及整个社会。这种豪情背后有一种巨大的热忱。

  读书周刊:你觉得这种热忱是什么时候改变的?

  夏冰青:是在2015年的时候。

  就是给我工作日志的这位互联网从业者,2015年我博士毕业,开始在澳门任教,分别几年后我再次见到他,他已经是一家互联网医疗创业公司的二把手,当我们谈及他当年的“豪言壮语”时,他脸上的表情耐人寻味,反应很是出乎我的意料:

  “比如说现在的公司,如果能回购我股票给我一个比较好的价格,我是想马上走的……假如现在我有一个机会能加入一个量化交易团队,假如刚好我学到的东西能够用得上,而且能让我高概率挣到钱的话,那我肯定就不要互联网……现在来说什么时候能退股才比较重要,能退多少钱比较重要……最理想的状态是先把手头的事干完了,然后能够财务自由……”

  之前的2013年,也正是BAT[BAT是中国三大互联网公司百度公司(Baidu)、阿里巴巴集团(Alibaba)、腾讯公司(Tencent)首字母的缩写]三巨头壮大,并购热潮初现端倪的时候。这个时期手机互联网用户已达5.27亿,首次超越传统网民规模。那段时间,我在工作间隙回了北京、上海、杭州三地,做了一些访谈,然后就发现,几年前和我谈理想的那部分人好像消失了。

  到了2015年,互联网金融掀起热潮,网络文学小说开始纷纷被改编为影视作品,并赢得了火爆的收视率。“互联网+”行动计划推动了产业融合,让O2O(online to offline)产品得到大力发展,并掀起了组团热,BAT则成了这些O2O组团背后的主导者:腾讯与阿里主导了滴滴与快的的合并以及美团和大众点评的合并,腾讯主导了赶集网与58同城的合并,百度主导了携程、艺龙与去哪儿的合并,阿里全资收购优酷土豆,腾讯文学与盛大文学合并成立“阅文集团”。2016年,罗辑思维投资papi酱,将网红经济推向高潮。以游戏直播为代表的直播经济和以共享单车为代表的共享经济成为新的投资风口,直播打赏热推动了知识付费经济的发展。字节跳动推出抖音,短视频也成了新的投资风口。

  我后来和别的朋友聊过,大家都发现,随着互联网金融热潮涌起,一些以技术起家的公司,做着做着就开始走向上市套现。里面的技术人员,哪里还能沉下心来做事?也就想着快点分钱,然后再也不干手头的工作了。“拿股权,等上市,实现财务自由,离开互联网”似乎成了一条新的路径。这条新路径背后折射的当时互联网产业发展的“过度金融化”恰恰与互联网理想在互联网产业中的逐渐消逝形成了前后呼应的关系。

  但这当然并不是说“互联网理想”本身的消逝,相反,我相信,在中国这一广博繁茂的生态圈中,还会相继孵化出适合“互联网理想”生长的土壤,比如创客圈与人工智能产业,都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成了“互联网理想”生长的新土壤。


一顿午餐里的水下江湖


  读书周刊:很多年轻人选择加入互联网企业的一个原因是喜欢企业内部的氛围:平等、轻松,彼此之间叫着绰号,布置有手办和玩偶的办公场所,还有许多团建活动和无限量供应的零食和饮料,仿佛不是去上班,而是去参加一场永不落幕的大学派对。但其实在公司内部,也有层级落差。具体到个人,包括互联网企业内部的加班文化、年龄天花板、性别困境等问题也一直为人诟病。我留意到你在书中描写的一段“吃饭”经历折射的内部层级关系。

  夏冰青:我在张江的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时,周边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地方能吃饭。公司本身并没有设置单独的食堂,而是给每名员工一天18元的餐饮补贴,员工可以选择去公司所在的软件园食堂就餐,或是相约去外面用餐。

  仔细辨别可以观察到,在2011年的公司总部,高管们和中层管理者们大多选择三五成群,中午开车出去吃饭。正式员工或是选择结伴去软件园食堂吃,或是选择自己带饭到一楼公共区域热饭吃。实习生则大多结伴坐公司班车去地铁站附近吃小吃。为了获取多方视角,我曾选择与实习生吃遍地铁站附近所有小吃,也曾选择加入正式员工的“饭局”。但是作为公司默认的关系网底层,与正式员工一起吃饭的代价就是,作为实习生的我需要为同组的主管热饭或为大家在软件园食堂占位子。

  有趣的是,学者罗斯在2005年写作的《当产业都外移中国之后》一书中,也曾提及他在该高科技园区做田野调查时观察到的一个细节:他发现软件园区的高管似乎很喜欢在软件园区三楼的包厢中就餐,他本人曾和访谈的高管在这种小包厢中就餐。这一点对于总是倡导平等和扁平化管理的社会学学者来说,也许显得略微别扭。

  即便在最底层的实习生之间,职场的竞争和钩心斗角也依然存在。

  而且即便真的熬到公司上市,对于大部分的普通员工来说,公司上市并没有如媒体所报道的那样,为他们实现财富自由。与福利制度相似,享受公司上市带来财富自由的只限于高管层面,大部分互联网普通从业者对于股权的体验,更多是它对个体的约束。从业者往往需要承担额外的工作量才能得到薪酬的增加和职位的升迁,工资之外的福利和股权也往往是和“等级”挂钩,高管和普通员工之间的界限决定了工作量和薪酬之间是否能成正比。


唤醒反思能力


  读书周刊:你花了6年时间对互联网从业者进行观察,看到这些问题,你是否会感到迷茫?你现在在高校执教,当学生问你他要去互联网企业工作时,你会给出什么建议?

  夏冰青:我看到了这个产业生产模式的很多问题,人们也开始对互联网企业的内讧、贪婪,包括算法提出了质疑。2020年底,在我写作本书的时候,科创板经历了为期一年的独角兽扎堆IPO的疯狂后,蚂蚁集团宣布将在上证科创板和港股同步上市,成为史上最大IPO独角兽,这一疯狂的盛宴最终在政府的《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颁布后戛然而止。巨头扎堆的社区团购也在权威媒体“别只惦记几筐白菜钱”的舆论声中开始受到政策监管。

  我也看到了很多深陷其中的从业者的挣扎,但是我无能为力。

  这种困惑感一度让我的研究陷入了瓶颈,但我想,我们当下看到的互联网产业生产模式问题丛生,但并不代表这类问题会长久存在甚至无限蔓延。从业者们或许会带着“互联网理想”开疆拓土,这类理想的再实践终将回答我们的困惑——而我们研究的意义,或是学习研究的意义也许就在于挖掘这些从业者的主体性。

  我在任教的高校中设立了两门本科生课程(分别是英文授课的《Working in New Media》和中文授课的《新媒体批判理论导论》)和一门研究生课程(《批判传播学》),在课程中穿插着向学生介绍如何批判性地去看待中国互联网产业目前的发展。在教授课程的过程中,我发现,愈来愈多的学生开始提出一些问题:学会了批判视角能做什么?我未来大概率会进入互联网产业工作,但是学完以后发现产业处处是问题,我还能做什么?

  现在的年轻人和我当时完全不同:你不知道坐在课堂上的某个学生会不会是某个互联网小众领域的意见领袖;你不知道课堂上的学生会不会是互联网某个细分领域的“骨灰级专家”,对行业的了解远超于你;你更不知道这些学生会不会正在课堂上进行直播,而你已经成为公屏上被评头论足的对象。越来越多的学生开始在求学时期就涉足互联网内容生产产业中。他们不会像我当年那样,看到淘宝还以为是骗子公司。

  但当越来越多的学生介入一个新产业的生产时,我们是否应该更早让他们意识到这个产业生产模式中存在的问题,以便他们在之后的职业规划中可以更为清晰,或是以便他们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遇到类似问题时能有所溯源?

  有时政策监管滞后,对于迅速发展的互联网产业来说显得未免有些力犹未及。这个时候,培养更多的从业者群体和“未来”从业者群体的“找碴”能力,唤醒他们对于自己所处的产业的反思能力,显得尤为必要。

  有一次,我看到海南大学的朱杰老师在朋友圈感叹,学生课后询问他“学习批判理论的意义在哪里”。这条朋友圈信息引起许多同行的共鸣与讨论,澳门科技大学的章戈浩老师给出了一个颇引起我共鸣的回答:不被社会彻底改变就是自己对社会最微小的改变。放置于互联网产业中,这个回答或许可以被解读为“不被产业彻底改变就是自己对这个产业最微小的改变”。

  从这个角度说,我也特别珍惜我的各种兴趣爱好,因为职场生活容易使人在竞争中迷失初心,哪怕安心做一块手工皂或者给自己一点时间弹琵琶也是一种“抗争”,为了“顽强地保留住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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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丨沈轶伦

题图来源丨新华社

来源丨解放日报

编辑丨赵一航

编审丨郭文君